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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行易: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几点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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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告一段落之后,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中心区域继续锁定在中原伊洛地区,把偃师二里头视为夏都,把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视为商都南亳和西亳,并把二里头作为探源工程的起点,这可能又会铸成中国考古界和史学界的一个方向性错误。

对此,我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1、二里头作为夏都,它的夏文化背景何在?

在距今3800年前,二里头是一片文化萧条之地。据二里头遗址发掘主持人许宏先生说,那里是在距今3800年左右突然热闹起来的,“这块宝地,在二里头人到来前却并未充分开发利用。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阶段,这里仅分布着数个小型聚落,大都在古伊洛河北岸的近河台地一线。王湾三期文化时期,这几个小聚落也不见了,居民极少,仅发现有零星的遗存。”【1】许宏先生也承认:“二里头在洛阳盆地的崛起,总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2】因此,将二里头视为夏都,显然是与强大的夏王朝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不相符的。这是二里头夏都说必须解开的一个死结。

 

2、若二里头为夏都,为什么没有夏、商王朝之间政权更替的战争痕迹?

根据二里头文化分期,其所处历史节点为夏文化与商文化交替之际,那么,商汤克夏桀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的战争也必然发生在那里。可是,我们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所谓夏文化晚期)及与之相接的二里冈文化一期(所谓商文化早期)地层中,在二里头(所谓夏都)和偃师、郑州商城(所谓早商之都)两地之间的考古学文化中,都找不到这场战争的任何痕迹。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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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这部经典中有关于“夏都”与“商亳”方位的明确记载


3、如何解释二里头和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之间的方位与古文献记载的夏都与商亳之间的方位之不相符?

据《尚书?太甲上》载:“嗣王丕承基绪。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可知夏都在商亳的西边。

又,《尚书?胤征》载:“ 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可知夏都在商亳的西北方。所以,伊尹从西北方的夏都返回东南方的商亳,才径直“入自北门”。

然而,二里头则是在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西南方,如果二里头是夏都,那么,伊尹从那里从西南方返回,就会直接从南门入,最多绕到西门入,断没有转个大弯,“入自北门”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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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全图(图中粉绿色区域是遗址,淡黑色区域为现在的村庄)


4、二里头没有城墙,它的所谓“宫城”,是其得以被视为夏都的关键证据,然而,为什么这个所谓的“宫城”更象“宗族祭祀场所”而不像“王宫”?

二里头是个地形很不规整的聚落,其文化分为四期:

一期(约距今3800年始)很平常,遗物大多为普通陶器,不能产生王都联想。

二期(约距今3700年后)发现了3号、5号基址,两个基址前后相连,基址内和附近都是墓葬和祭祀坑,前为骨器作坊,两座建筑都不见居室,也没有墙垣围起来,其北面是更大的公共坟场。显然,这是一处宗族类的祭祀场所。这一最早定位和格局,确定了二里头所谓“宫城”的性质,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宫城兴建的。

三期(约距今3600年)之前,原来的3号、5号建筑已坍塌,在第三期基址上又发现了新的2号、4号基址。在这两个基址的西南方发现了更大规模的1号基址,前有大空地,空地中有祭祀坑和人骨架,基址内和附近亦多墓葬。1号基址和2号、4号基址上的建筑是否同时兴建,不得而知。此期,已有2米宽的土垣将整个场地围起来。在土垣围西南角和1号基址前方另发现有两个基址,似为出入围垣的大门和偏门。此后,考古界将土垣称为宫墙,将里面的基址上的建筑称为宫殿或宗庙建筑,将整个建筑群称为“宫城”,将二里头称为夏都。

四期(约距今3500年前)在这个所谓的“宫城”的2号基址后面及偏北又发现了先后新添的6号、11号两座建筑的基址,其间也多墓葬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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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宫城”东北角建筑基址图(M1、M2、M3都是墓葬)


从上可知,虽然第三期在这些建筑的外围设了围墙,但先后所建的建筑之功能和性质没有改变,其地仍为墓地和祭祀场所,不见王公贵族的居室及日常生活痕迹,其间出土的文物(包括青铜器和玉器)皆为冥器,皆出自墓穴和祭祀坑之中。之所以后来加了2米宽的土墙将其围起来,是因为聚落的人越来越多,便于加强对宗族祭祀场所的管理,并与北面的公共墓地和祭祀区分别开来。

这个所谓“宫城”的宗族祭祀场所性质,从三期兴建的大型主体建筑的东北角缺一大块,也可以得到证明。如果1号基址上的大型建筑是朝会的大殿,为什么不建得方方正正,而要缺东北角那一大块呢?唯一的解释是,那里有不敢动的祖灵,而这座建筑就是为祖宗服务的,当然不敢占用它。

所谓“宫城”南面的绿松石、石器、骨器、青铜器作坊区,也不是考古界所说的专为“宫城”内王公贵族服务的“官营工区”,不过是一个生产冥器的专门场所。要说“服务”,也是为里面的亡灵服务。这些作坊之所以建在那里,是因为紧临墓地和祭祀区,便于生产和运输。

在这个作坊区与“宫城”之间,有一堵比所谓的宫墙建得更早的土垣,这个土垣在第二期就有了,而且比“宫墙”还要厚实,考古界说它是为了保护工场贵重器物而建的围堰,这也不对。其实它没有围起来,只是一堵墙而已,如果我猜得不错,这是一堵划分南部生区和北部死区的隔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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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墓葬中的骨骸及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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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的这个所谓“宫城”区,从二里头二期开始就是墓葬和祭祀区,这个传统自古而今没有改变。到了东汉,也相继以那里作为坟场。二里头的村民今天仍说,那里是神鬼居住的地方,不敢侵入的。所以,历代没人敢在那一带建房,使这个遗址得以保存下来。

5、将二里头视为夏都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是,说在那里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器,从而据有了其时中华文明的至高点。这看起来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选那里作为起点的一个不错理由。但是,我仍不禁要问:二里头及整个中原地区都没有铜矿和锡、铅矿,即便数百公里之外的中条山有铜矿,也无青铜所必须的锡、铅矿,且矿极难发现和开采,对铜和青铜毫无生活经验的二里头人又是如何获得对青铜的认知并撑握青铜冶炼技术和青铜器制造工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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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郭静云先生在她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已经问过的,【3】但没有得到回答,所以,我这里再提出来。 

显然,二里头的青铜文化不是诞生于本土。事实上,在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中,也就是说在约距今4500年~3900年前的南方,就已出现有关青铜的采矿、冶炼、制造的成熟技艺了,这不仅有矿藏、采矿和冶炼、制作遗址及工具为证,而且还有出土青铜残片为证的。【4】这些,都足足比二里头早了三、四百年甚至近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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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冶铜炉壁残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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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铜炼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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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青铜残片,在不同地点出土了6片以上。


我以为,中国青铜文化的源头,不能以某文化遗址出土过一件或几件青铜器为凭,而要综合考量矿藏、矿址、冶炼遗迹与青铜实物及制造工艺与技术形成的整体环境和过程,并要考量获得青铜认知的生活经验之合乎逻辑的来由。长江中游先民之所以获得青铜认知并最先掌握青铜技术制造出青铜器,是因为拥有该区域铜绿山、瑞昌等丰富的铜、锡、铅裸露于地表的矿藏,并拥有悠久的制陶传统和率先撑握高火候的硬陶技术,这是与他们的制陶取土、烧窑等生活经验和生产劳动分不开的。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具备这种诞生青铜文化的整体环境,因此,中国青铜文化的源头必然是在长江中游。

其实,从那条象征二里头文化精魂的绿松石龙,已说明这一点。无论是绿松石原材料和龙面原型,都来自长江中游。绿松石来自湖北石家河文化区,而龙面原型,来自湖南高庙文化,比二里头早了4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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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高庙文化中距今7800年前的“龙面”


此外,从二里头文化的器物器型看,据刘俊男先生的《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其一期遗物遗存与石家河文化早期相似的有42个类型,占总类型的62%;虽然二里头文化是多元文化,然其与北、东、西三方邻近文化相似的器物只约占14%,其自身新因素只约占24%,来自长江中游地区与来自其他地区的比例大约为4.2:1,【5】石家河文化无疑是二里头文化的主体。因此,说二里头青铜文化源自长江中游,是毫不奇怪的。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有关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事,切不可先入为主和感情用事。无论是本着学术良知和对历史负责,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慎重对待这一课题。

当然,中华文明起源之中原中心论,是有历史缘由的。这么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学人沿着这种思维定势走了这么久,建立了一座又一座学术殿堂,要摧毁它们的确很难,这可以理解。

但是,难道不觉得现在我们沿着这条思路讨论问题越来越顾此失彼、矛盾百出、争执不休了吗?

虽然随着全国范围的考古资料越来越多,学术界已承认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但似乎骨子里还是没有转过弯来。我提出以上质疑,无非是想引起我们进一步自省,希望有关专家能予以慎重思考,这也应当不是我一人之疑。

最后,我还要指出,当今考古界、史学界、文化界秉持的所谓中华文明起元“多元一体”论、“满天星”说、“三集团”说,也是存在重大理论失误的,有的还是根本错误的。这也是造成我们今天文明起源研究、古史研究、传统文化研究以及民族研究诸多困惑和局面混乱的根本原因。关于这方面的质疑,我将另以专文叙说。

 

参考文献

【1】【2】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10-102.

【3】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

4:81.

【4】陈树祥.黄石地区古铜矿采冶肇始及相关问题探析[J].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8-17.

【5】刘俊男.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414-415、417-418.

*本文来源文明断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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